常说昆明四季如春，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夏天的雨太多了，有时候一下雨就是半个月。
周赫煊好像被困在了昆明，连续三天大雨，根本就没法离开。每天晚上更是忙得不行，因为学生宿舍透风漏雨，经常半夜起来用脸盆接雨水，否则床铺就要闹洪灾。
周赫煊在下雨天也去听了几堂课，那滋味很难受。因为屋顶是铁皮做的，雨点砸下来叮叮当当像个不停，老师们只能大吼着上课。
金岳霖本来说话就小声，有次上课实在吼不出来，讲课内容完全被雨打铁皮声盖住，干脆宣布停课带学生们到屋檐下赏雨。
那天的轰炸损失也统计出来，师范学院被炸毁一栋校舍，幸无人员伤亡。校本部的行政办公楼也被炸塌，说是办公楼，其实也是土墙平房，得等到天晴才能开始组织修复。
校本部还有两个师生受伤，一个学生被炸飞的石子擦到额头当场昏迷，醒来后并无大碍；另一个讲师被埋在土墙下，腿部骨折，差点丧命，如今还躺在医院里慢慢休养。
这种情况已经算好的了，西南联大刚刚成立不久就遭到轰炸。那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由于城内的防空报警系统不完善，共被炸死扫死两个学生、三个校工和三个教职工家属。
现在不管是拉防空警报的警报员，还是学校的师生家属们，都对空袭习以为常，人员伤亡大大减少。
如此朝不保夕的日子，不但没有把师生们吓退，反而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全面抗战期间，超过30%的联大学生投笔从戎，还有多名教职工也入伍当兵。
比如大诗人穆旦，此时就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毕业以后留校任教。24岁时，穆旦以大学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远征军，历经九死一生才侥幸生还。
周赫煊对此有些羞愧，因为他抄了穆旦的《赞美》，他能做的就是尽量在财物方面帮忙。
来到昆明的第五天，雨停了，周赫煊把梅贻琦约到茶馆见面。
“泡茶馆”和“跑警报”是联大师生的集体记忆，他们不是在茶馆里娱乐，而是去茶馆里做学问搞研究。
西南联大只有图书馆是瓦房，不受下雨的影响。但图书馆空间有限，只能容纳少数人，剩下的就只能去附近茶馆了。茶馆里有电灯，泡一杯茶就能坐大半天，是个读书学习搞研究的好地方。
时间一长，茶馆老板就感觉受不了，有些故意调暗了光线，明摆着不想师生们来蹭位子。
梅贻琦端着茶碗盖撇沫子，问道：“周先生要走了吗？”
“明天就走，”周赫煊拿出一张支票说，“在昆明银行能取100万法币，是拿来给学校修图书馆和校舍的。图书馆太小了，规模应该扩大一些。校舍的铁皮房顶也该换了，全部换成瓦片，至少下雨天能照常上课。这些钱尽快用出去，最好立即找人购买建筑材料，否则再拖下去物价又要涨了。”
这年头是资本家都难受，别看周赫煊在四川开工厂搞房地产大赚钱财，但物价上涨的速度有可能比赚钱速度更快。现在赚几千万感觉好多好多，但再过几年都是废纸，1943年西南联大买一个电表就能花掉15万元。
与其把钱放在银行里贬值，不如把钱用在实处，至少周赫煊心里要好过一些。
当然，还有更稳妥的保值方法，那就是把钱换成黄金或外汇。四大家族带头各种存储外汇，民间人士则挖空心思储备黄金，傻瓜才把不断贬值的法币捏在手里。
梅贻琦拿着支票，感觉心头又暖又酸，他有些哽咽道：“周先生，感谢你对联大所做的一切，我会立即让人购买砖石瓦片。”
周赫煊又拿出一份电报，笑道：“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师生，已经发来回电，他们昨天就从成都启程了，还带来了美国引进的良种鸡。我只负责出钱，剩下的你们自己接洽解决，开办养鸡场的资金我会陆续汇来。”
“联大师生一定把鸡养好。”梅贻琦说。
民国时期，就属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最厉害。前者始于清末张之洞，技术底子雄厚；后者就更厉害，各种国外知名农学院前来教学，一些国际友人在抗战期间也没离开中国。
这么说吧，除了部分属于苏联支援以外，新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就是靠这两所大学打下基础的这还是在大量顶尖农学家选择前往台湾的情况下。
另外北平农业大学也比较给力，但比起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还是逊色许多，主要原因是长期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导致师资和生源越来越差。
6月23日，周赫煊离开昆明。
走之前，周赫煊去拜访了龙云的三公子，感谢对方提供香烟等物资，还给龙三公子写了副字以作留念。
7月1日，《今日评论》刊载周赫煊的文章，标题为：《当今学生之任务与期望》。
西南联大虽然被称为民国最穷的学校，但他们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却办出了一本抗战期间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刊物，那便是钱端升先生创办的《今日评论》。
《今日评论》的创刊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为抗战提供服务，投稿者主要为西南大学教授，也有一部分文章的作者来自其他学校。投稿人一个个大名鼎鼎，有：朱自清、罗文赣、杨端六、潘光旦、冯友兰、钱钟书、陈岱孙、史国纲、叶公超、陆侃如、张道行、林徽因、王元照……等等等等。
文章的内容也五花八门，有讨论战局的，有讨论政治的，有讨论经济的，有讨论教育的，有讨论社会秩序的。甚至有人公开宣传共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让以老蒋为首的中央政府非常不高兴。
正因如此，常凯申对西南联大经常不管不顾，甚至教育部也刻意压着经费不发。而当日寇占领越南以后，中央政府要求西南联大搬迁，西南联大也坚决不肯，因为怕迁到重庆以后失去办学自由。结果是学校早餐都被取消了，学生们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身体素质奇差，经常发生上课晕倒的状况。
周赫煊那篇文章发表在《今日评论》以后，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因为核心观点只有一个：高校学生最好不要参军。
周赫煊希望学生们尽可能的学习知识，在战时大后方多做科学研究，为国家提供先进技术。而且学生们更艰巨的任务在抗战胜利以后，届时中国必然满目疮痍，战后中国的恢复与发展都要依靠这些学生。
有人赞同周赫煊的观点，也有人表示强烈反对，无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一套。大部分人虽然高喊着抗战必胜，但其实心里都没底儿，恨不得人人都去参军打仗，投笔从戎更是被视为爱国的典型。
所以有学者狠批周赫煊，认为他是在打击学生参军的积极性，这种做法非常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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