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佩服这几个人的才华，一是曹禺，一是沈从文，一是萧乾。我自愧不如他们，才能要差好几倍。”
就名气来看，此时的萧乾还远远不如曹禺和沈从文，而且他如今还没有成为二战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记者。
出发当日，萧乾在大使馆门口把周赫煊堵住：“周先生，我是萧乾！”
“是秉乾啊，你什么时候来英国的？”周赫煊笑问。他当然认识萧乾，因为去年萧乾还在做《大公报》副刊的主编，周赫煊视察报社的时候遇到过几回。
“我去年底到英国的。”萧乾有些尴尬的回答。
萧乾的尴尬不仅在于国难当头之际离开祖国，更因为他离开的原因婚外情。他喜欢上了一个女钢琴家，无法在妻子和情人中间做选择，干脆两个都不选而一走了之（妻子离婚后投奔了延安）。
可见萧乾在感情问题上非常优柔寡断，这也就导致他连续好几段婚姻失败。他过几年要跟一个英国混血女郎结婚，但那女人刚生完孩子就跟接生医生出轨。这不算完，萧乾的第三任妻子是个心机婊，看重他名气才嫁给他，婚后发现名气不管用就跑路了。
周赫煊问：“你在英国做什么工作？”
萧乾道：“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助教。”
“有没有想过做《大公报》海外特聘记者，专门报道欧洲战事。”周赫煊发出邀请。
萧乾笑道：“当然愿意。对了，我这次来找周先生，是想请你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一堂课。我刚刚在东方学院开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为支援中国抗战的英国青年补习中文，向他们介绍有关中国的地理和历史知识。”
“那是好事啊，那些英国青年愿意帮中国打仗吗？”周赫煊问。
萧乾说：“他们都是英国公谊会的成员，他们同情中国的遭遇，大部分愿意帮中国抗战做宣传和募捐，少部分有直接奔赴中国战场的打算。最近周先生的街头演讲，让他们大受感动，所以想亲自聆听你讲课，讲一些关于中国的知识。”
英国公谊会属于教派组织，刚刚建立时保守而激进，到处抨击英国国教会和清教徒教会。随着几百年的发展，公谊会变得越来越包容，甚至允许任何教派的信众加入该会。
这个教派认为每个人都生而有“灵”，那是上帝播下的灵光种子，人可以借助“种子”认识真理，并由此获得智慧和幸福。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人性本善，跟传统基督教的“原罪论”恰好背道而驰。他们还认为《圣经》并非上帝对人类的全部启示，只要依靠“灵光种子”就能接近上帝，领悟人生的真谛，这又有点像佛家的顿悟。
为什么要在本书中提及呢？
因为这个教派坚守“爱与宽容”的原则，并且强烈反对暴力，从美国南北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都有公谊会的教友直接或间接参战。他们往往站在“正义”的一方，包括中国抗日战场，也有公谊会教友的身影存在。
等到萧乾在东方学院的培训班课程结束，这些英国公谊会的教友就会奔赴云南。刚开始只有4人，半年时间发展就到40人，并且陆续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印度和新西兰人加入，至抗战胜利时已有数百人规模。
他们并未直接参战，而是负责物资运输、修理汽车、医疗救助、战时服务等等，有些人永远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顺便一提，援助中国的“英国公谊会救护队”有两位创始人，其中一人是吉百利家族的掌舵者，他甚至把亲儿子都送上了中国战场就是那个生产巧克力和口香糖的吉百利。大家也不用刻意去买他们的产品，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吉百利家族已经失去了对公司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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