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教育展,有两个最为显著的成就——
第一,国家教育重心,由战前的高等教育,逐步向初等教育转变,主要是义务教育和扫盲工作的普及。
国府明令规定: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
当然,不喜欢国党的朋友,也可以喷国民政府是在甩锅。因为初级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主要经费由地方自筹,中央政府每年只拨一定数额的补助款。
不过在194o年以后,由于地方财政困难,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又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并严禁地方政府擅自挪用。这一举措,极大的提高了初等教育普及率,中央政府也相应的增加了初等教育经费。
第二,中高等教育,由战前的精英教育,逐步向平民教育转变,一定程度打破了知识垄断。
以前能读大学的,除了师范专业以外,基本上都属于有钱人家子弟,至少也得出身于小康家庭,寒门大学生少之又少。
但在抗战期间,由于大量学生随学校内迁,很多都失去了生活来源。别说让他们交学费,就连解决温饱都够呛。
于是国府采取“贷金”制度,说白了就是给学生放助学贷款,这些贷款其实是不用偿还的。到后来,“公费生”取代了“贷金”制度,公立高中等学校直接由政府负责养学生。
贷金制和公费制,让无数贫寒子弟能够免费读中学、读大学,这种情况在战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后来6o年代到7o年代的社会中坚力量,不管是新中国还是台湾,大部分都受惠于战时教育的贷金制和公费制。
虽然学生们普遍吃的是垃圾伙食,但至少能勉强吃饱饭,至少能读书不是?这方面真不能苛求太多,毕竟国家财政困难,光是每年养学生的钱就够养几个精锐师了。
整个全面抗战期间,教育经费仅次于战争经费,甚至远远高于展农业和工业的预算。
所以陈立夫后来才有底气说:“我自问七年教育部长,对得起国人。”
可以想象当年的情景,从国府高层到社会底层,中国人在咬牙坚持抗战的同时,拼尽了全力展教育事业。就好像一个穷苦人家,在外面受欺负,家里也饿着肚子,却勒紧裤腰带供孩子们读书——似乎这样就能看到一丝对未来的期望。
这种教育工作不仅是在大后方进行,国府还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建立了1o2个教育指导区,涵盖18省6市。派遣大批教育干部奔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中小学教师,消灭抵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并积极引导沦陷区的中学毕业生到大后方来上大学。
当然,战时教育从整体来说成果显著,但对具体师生而言就是各种弊病。工资太低、吃得太差、条件太苦……老师和学生们有太多可以抱怨的地方。
特别是在大学里面,国府大肆推行党化教育,并强迫学校领导集体入党。这让追求学术自由的先生们如何能忍受?
就拿西南联大来说吧,从院校领导到系主任,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会主动给你国党的党员证。有些人对此无所谓,有些人则坚决反对,比如闻一多。
南开校长张伯苓的态度是能躲就躲,听说有人要来党员证了,他立马跑路。被人堵在家里劝说入党,张伯苓就各种打哈哈敷衍,甚至孔祥熙等人来做说客也没用。
但张伯苓终究还是入党了。
半个月前,国党秘书长吴铁城亲自拜访,临走时把一张党员证放在桌上。张伯苓本想退回,但打开证件一看,现入党介绍人一栏写着“常凯申”,他只能苦笑着收下。
……
陶行知离开没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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