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教授所在的医药研究院，属于体制内科研机构，无论管理模式、决策过程还是科技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都必须按照一套僵化不变的程序运作，他在那种单位工作了三十多年，思维定式早已形成，站在他的角度，根本无法理解红星制药厂技术中心的运作机制。
在体制内科研机构，科研选题是一项神圣而高端的工作，一般科技人员既没有那样的意识和嗅觉，也没有选题的权力，自然也就没有那种动力。
有科研选题权力的人，都是高高在上的技术权威，因为他们通常不在科研一线，年龄普遍偏大，思维僵化，意识迟钝，嗅觉不灵，即使技术水平不差，提出的科研课题往往缺乏前瞻性和针对性，无的放矢，却自以为是，所以很难接触到国际前沿技术，导致相当一部分科研工作做的都是无用功。
费教授算是比较开明的技术权威，虽然他对方翰民的说法将信将疑，但他毕竟亲眼见识过方翰民的技术成果，对这位年轻人的技术水平深信不疑，至于红星制药厂为何选择这款专利药物进行仿制，老费当然不知道，那是来自一名二十一世纪制药科学博士的决策，如今，仿制药开发已经取得成功，否则，方翰民不会信心满满地寻找临床试验机构。
老费的好奇心引出了这番话题，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不是方翰民千里迢迢过来找他的目的，所以，老费不再探究过往细节，他向方翰民介绍了那家临床试验机构的情况，并打算明天带方翰民跟那家机构的有关负责人见面。
经事先约定，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费教授跟方翰民来到九州医院，见到了主管技术的孙副院长。
在老孙办公室，宾主落座后，费教授将双方情况做了简要介绍，随后，方翰民对红星制药厂开发的这款仿制药做了说明，并坦陈了临床试验目的。
孙副院长详细介绍了九州医院的具体情况，这是一家三甲医院，特别擅长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红星制药厂仿制的这款药物，正好对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有效，孙副院长直言，让九州医院对这款药物进行临床疗效评价，算是找对地方了。
但是，医院主持临床试验需要消耗人力物力，孙副院长希望红星制药厂承担这笔费用。另外，对参与临床试验的志愿者，除了按规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为了万无一失，他建议给每位志愿者买一份商业保险。
方翰民认为对方提出的条件大体上合情合理，医院主持临床试验，需要投入额外的人力，还要在管理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在经济上理应得到补偿。
尽管方翰民对红星制药厂开发的这款仿制药信心十足，但毕竟是临床试验，对参与的志愿者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无可厚非，但是，商业保险就有点多余了。
方翰民认为，跟专利持有公司的原产地药物相比，红星制药厂在开发这款药物时，在技术上有所创新，不仅提高了药物有效成分含量，而且进一步去除了其中的有害成分反式异构体，用仿制药做临床试验，即使跟进口药物相比风险也降低了很多，为参与试验的志愿者提供保险，实在没有必要。
但是，孙副院长显然不想让院方为任何潜在风险担责，执意坚持为志愿者提供商业保险，为了促成合作，尽快把临床试验开展起来，方翰民不再跟他计较，同意了老孙的意见。
当天下午，九州医院草拟了一份临床试验合作协议，方翰民看过之后，觉得院方在经济上要价比较高，不过，因为是自己找上门来跟对方合作，而且没有可供选择的范围，主动权在对方手里，讨价还价余地不大，权衡一番后，他决定接受对方的条件。
在协议签署之前，方翰民也提出一项要求，他希望在做临床试验的同时，也做一下仿制药跟原专利持有公司同款进口药物的疗效对比试验。
“这有点节外生枝了吧？”老孙很不情愿地说。
“不就是对比试验吗？孙院长，这对你们来说就是举手之劳的事。”
“方厂长，你说得太轻松了！临床试验，人命关天，怎么能说是举手之劳的事？”
“同种药物的对比试验，怎么能扯上人命关天？孙院长，你言重了！”因为在临床试验涉及的各项经费上已经做了重大让步，对方连自己这个小小的要求都不能满足，方翰民不想再妥协了。
眼看合作协议就要签署，双方却在这件小事上陷入僵局，一直坐在旁边喝茶，很少插话的费教授也觉得孙副院长不够厚道，他忍不住说道：“老同学，所谓对比试验，不就是把仿制药的临床数据，跟同种进口药物的数据进行比较吗？你们作为心脑血管疾病的专业医院，一定收集过同种进口药物的疗效数据，最后把两种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再出具个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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