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题公布之后,宗泽便松了一口气。
进了贡院中之后,宗泽便一直感到有些压抑。贡院里面的空气,都仿佛比外界重上几分。更何况由两位知贡举带领考官、考生一起向先圣参拜的仪式,庄严肃穆,更是给一众士子平添了一份压力。
宗泽曾经听前辈说过,贡院中多有冤魂,全是屡考不中、郁愤而亡的士子。应考的贡生们只要心思一乱,立刻就会被缠上。
再有才学的士子,一旦乱了心境,也会连普通人都不如。
当然,为什么有圣人坐镇贡院里面还会有冤魂?何况这座贡院还是新修,开门迎客也就几次,能死几个?
这一点,那位专爱说鬼故事的前辈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今科的考题,在经义上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出自《诗》、《书》、《周官》中的内容比预计中少了很多,很可能是《三经新义》给人琢磨透了,所以干脆减少一部分,以加强难度。
而之后策论的题目,让宗泽在安心之余,又忍不住摇头苦笑,为那几位爱猜题的同窗担心起来。
熙宁六年礼部试的策论是史论:以秦与商鞅之事为题;九年则是策问:天子因天下灾异频频,而问策于考生;元丰二年也同样是策问,因为当时的形势,加上主考是去过辽国的许将,策问的内容有关西、北二虏。
连续两科都是策问,所以这元佑元年的礼部试,大部分士子都觉得应当不该是策问了。
但宗泽没有管过去是什么情况,策与论,他都下了功夫去用功,
事实证明,铜板连丢两次叉,第三次还是有可能继续是叉,而不会变成快。
宗泽也赌博,掷铜板有字的那面叫叉,没字的那边叫快。他平常常玩三星,三枚铜板要掷出一色的浑纯,难度甚大。但一枚铜钱除非是要掷出侧面朝上,否则叉和快都是很容易出现。
不过有一点宗泽是清楚的,这一次不论是出现那一面,都跟上一次的结果没有任何关系,只看老天和运气。
虽说考题的内容与人有关,不过猜测人心所向,大概也就跟掷铜板的差不多。
所以这一回以为策论的体裁会是论而不是策的考生,全都赌输了。
宗泽虽是赌赢了,不过也没敢太沾沾自喜。
不论是策,还是论,一般都会切合当今的形势,但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立场的人眼中,必然是有着不同的意义。
故而还要看主考官,他在朝堂上是站在什么立场,过去又有什么经历,本身又是什么样的文风,又有什么样的忌讳。这都是需要事前去了解的。
若是不去注意,一头撞上墙去,喊冤都没人理。
君不见当初欧阳修为一洗文风,在他主持的礼部试上,刷落了多少名震士林的考生,以至于在路上被人围攻,可终究是一点用都没有。被取中的去宫中参加殿试,被刷落的扎欧阳修的草人也没能让欧阳修少吃一碗饭。
宗泽仔细的审视着题目。
去除无谓的辞藻,今次策问的论点只在于绍述二字。
这道题乍看起来难度并不大,也符合考前的猜测。就算猜错了体裁的考生,看到内容后,就会安心许多。
绍述就是继承,先帝新丧,若要说针对何事,不问可知。题眼当然是论语中的‘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这一句。但要如何联合实际进行阐发,并给敷衍出一篇让考官满意的文章,就很让人头疼了。
宗泽越是思量,越是觉得这道题里满满的皆是恶意。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
但新法便是号称效三代之法,变祖宗之制。
这当如何说?
说起来,也不是没有办法。
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这不是名家独有的特技,正常的士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而在不同人面前,将一件事正说反说都说通,也非是纵横家的特权。
只不过今科可有两名知贡举。一个是蒲宗孟,一个是李承之,这两位,大家都不熟。被任命为知贡举又太晚。他们的立场还好判断,但喜好、风格,一时间能了解到的内容并不多。而且有一点很明确,两位知贡举绝不可能和睦相处,一个不好,就有可能卷入两位主考的争斗中,然后死得莫名其妙。
宗泽想了一下,就将这道策问暂时放到了一边,先从经义的题目做起。
有关经义的部分,在国子监中,常年系统性的练习过,宗泽写起来得心应手。
出处在《三经》之中的题目,只要遵从三经新义就够了。三经新义没有解释到的地方,一部分遵循孔颖达的注疏,一部分则是出自国子监的新义。
这些年以国子监为主的新学团体,对新学的钻研日渐精深,对三经新义所没有涉及的其他经书,又有了许多新的阐发。
在经义研究的前沿领域,国子监出来的贡生,对此有着先天上的优势,外路的贡生远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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